近年来，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、关联的案件（俗称民刑交叉案件）数量不断增多、类型愈发复杂，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“老大难”问题。9月21日，最高人民法院发布《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统一裁判理念、细化裁判规则，打通民事权利救济堵点。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不少当事人、办案人员形成一种惯性思维，错误地认为案件一旦涉及刑事犯罪，民事诉讼就要停下等待，也就是机械理解“先刑后民”。由此衍生出“以刑阻民”现象，有当事人仅凭刑事立案回执，申请中止民事诉讼，借此拖延、逃避民事债务，堵塞同案当事人民事救济渠道。《规定》纠正了“一概将民刑交叉案件交由刑事程序处理”的机械做法，统一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裁判理念，细化了裁判规则。明确以是否属于“同一事实”作为区分“先刑后民”与“民刑并行”的核心判断标准：属于同一事实的，适用“先刑后民”；属于关联事实，即非同一事实的，适用“民刑并行”。
在事实与证据认定层面，《规定》细化了生效刑事裁判对民事诉讼的效力边界。生效刑事裁判确认的事实，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无需举证，但如果当事人拿出充分相反证据足以推翻据以定罪量刑事实，审理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不能直接沿用刑事结论，需要函告作出刑事裁判的法院。原判无误的，报请共同上级法院审查；确有错误的，依法启动再审作出改判，从制度上避免两份裁判结论相互矛盾。
长期以来，对涉刑合同的效力认定，在民、刑两个领域存在比较大的争议，是困扰审判实践的突出问题之一。过去不少观点简单认为，一旦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，合同必然无效。《规定》统一涉刑合同效力认定标准，纠正涉刑合同一概无效的观念。《规定》明确，涉刑的合同并非一律无效。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要严格按照民法典规定判断，不能仅因一方当事人涉嫌犯罪，就直接否定合同效力。
围绕责任承担，《规定》细化了不同情形下合同效力与追责规则。行为人以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诈骗、合同诈骗、骗取贷款等犯罪，其行为又属于有权代理（表）或者构成表见代理（表），相对人主张该合同对法人、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发生效力并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的，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；法定代表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企业利益构成犯罪，按照民法典滥用代理权规则处理，企业可主张追责，保护企业产权。